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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运河与运河文化     3星级
中国的运河与运河文化
作者:安作璋     来源:网上在线打鱼-热门网上捕鱼-网上捕鱼赚钱【最新】     点击数:     [字体: 字体颜色]

    中国的大运河与万里长城一样,被列为世界最宏伟的四大古代工程之一。这是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它创始于春秋时期,公元前486年(周敬王三十四年)吴王夫差开凿的从江都(今扬州)到末口(今淮安)的南北水道邗沟,距今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从此以后,中国人民一代接一代,以其勤劳、智慧和坚强的毅力,由短到长,由局部到整体,不断地开凿整修,持续了一千多年的时间,直至公元1293年(元世祖至元三十年),终于完成了一条由杭州直达北京纵贯南北的人工大运河。大运河全长1782公里(东西走向的浙东运河及其他局部地区的小运河未计在内),跨越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二市,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比举世闻名的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1914年竣工,全长81.3公里)长2l倍,比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1869年竣工,全长172.5公里)长10倍,比这两条运河的开凿时间要早两千多年。至于中国大运河历经两千多年所积累的历史文化底蕴之丰厚,更是后者所望尘莫及的。

    水道运输经济而省力,因此水道交通很早便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利用。但是,中国的主要河流绝大多数是东西走向,没有南北水道,这种横向封闭的自然水系严重地制约着全国各地的交通往来,不利于国家的统一、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设法开凿南北走向的人工河——运河。从吴国开凿的邗沟起,此后有战国时期魏国在中原地区开的鸿沟,三国时曹魏在华北平原开的白沟、平虏渠、利漕渠,吴国在江南开的破岗渎。但直到隋朝以前,这些运河规模都不大,而且互不连贯,时兴时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水运系统。因此,我们将这个时期所开凿的运河统称为早期的运河。

    隋代统一中国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发展江淮漕运,增强北方边防力量,从公元584年(隋文帝开皇四年)到公元610年(隋炀帝大业六年)20余年之间,充分利用了过去开的运河和天然河流,先后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并重修了江南运河,终于凿成和疏通了以国都洛阳为中心,北抵河北涿郡、南达浙江余杭的大运河。唐代的运河基本上是沿用了隋代大运河的体系,只是作了局部的变更和整修。所以后人有“隋朝开河,唐宋受益”之说。

    隋唐以后,伴随着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东渐北移与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开通疏浚联结南北方重要交通运输干线的大运河,已经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共有的认识和奉行的基本国策。

    北宋皇朝都开封,即十分重视开发运河交通运输,通过开凿整治汴河、惠民河、广济河、金水河以及江淮运河、江南运河、两浙运河等重要运河河道,把江浙、两淮、刺湖等南方地区与河北、京东、京西以及京畿一带等北方地区连接起来。南宋皇朝都杭州,偏安东南半壁,也大力疏浚江南运河以供运输。

    金、元、明、清四朝都建都北京,更进一步开凿沟通河北、山东运河河道以南接江淮各地。尤其是元朝世祖忽必烈时开凿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等运道,遂使大运河直接贯通南北,也使前代呈多支型分布的运河转变为单线型的大运河,从而把南北方各大经济区更直接地联系起来,成为中国运河变迁史上自隋代以后又一次重大转变,奠定了此后南北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走向及其规模。此后,明朝的永乐皇帝、清朝的康熙皇帝也在整修运河工程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与此同时,运河的开凿整修技术也日渐成熟,运河的管理更是日臻完善。这一时期,不仅在解决运河水源、保护河堤、开凿河道、利用各种闸、堰以控制调节运河水量等关键技术上有重大创新突破,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水运专家,而且还完善了各个职责分明的运河管理机构,制订了较为严密的规章制度,以确保运河的航运畅通,极大地发挥着运河在漕运等方面的功能。

    大运河的开凿与贯通,营造着新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生产环境,极大地促进了整个运河区域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善,使运河区域成为繁荣昌盛的新的经济带。

    首先,大运河的开发与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开拓航道的同时,以消弥水患和引水灌田为主要内容的南北方农田排灌工程在各地大量兴建起来,使运河区域的水利田获得大幅度的扩展,尤其是江南的圩田、北方的淤田、各类的水利田以及沿运地区的官府屯田和营田等等,都有显著的增加。隋唐以后运河的贯通更直接导致了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广泛交流、南北方农作物品种的相互移植与栽培,促进了各地区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更促进了南北方商品农业经济的发展,使运河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获得显著提高,也使运河区域成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从而推动了农业经济的稳步发展。

    大运河的贯通,也极大地促进了运河区域工商业的发展。在沿运地区尤其是运河两岸城市中百业俱兴,商业气息尤为浓厚,一大批官私工商业如造船业、瓷器业、酿造业、纺织业、编织业、印刷业、造纸业、金属品制造业、生活品制造业及其他各种手工业等,蓬勃兴起。各种商业店铺数以千万计,商业人口大增,呈现出从业而聚、活动频繁的特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河工商业文化。随着运河的贯通,也促进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南北(也包括东西)物资大交流,密切了各区域市场的联系,促进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以运河为主干线的水上销售渠道来往不断地将各地区的巨额商品输送到各类城镇市场,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商业销售网络,打破了并改善着地域性商业的闭塞状况,使运河经济带在推动全国经济发展方面起着更大的作用。特别应指出的是,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运河区域,如苏州、杭州等地的某些行业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和包买商,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标志。

    运河区域商品经济的繁荣,更直接导致一批运河城市的兴起。由运河开发、畅通而兴起的商业城市,从今日北京南下,经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绍兴,直到宁波,宛如一串镶嵌在运河上的明珠,璀璨辉映,耀人眼目。其共同特点都是工商繁荣、客商云集、货物山积、交易繁盛,成为运河上一个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尤其是隋唐的长安、洛阳,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元、明、清的北京,更是运河区域乃至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从历史上看,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对历代封建皇朝的政治局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隋唐以后,运河的开凿与开发,无不是围绕着巩固和强化皇朝统治而展开的,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出于军事需要和经济需求。由于运河区域在全国范围内,始终处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中心地位,因而成为历代封建皇朝着力控制的最重要的区域,每一代皇朝统治者也都要凭借运河这个理想的地理位置、优越的经济条件和人文环境,总揽大局,驾驭全国。同样,当皇朝递变与变革之际,发生在运河区域的战争,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的战争、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最多,也最为激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谁控制了运河,谁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谁就能建立起稳定的对全国的政治统治。因此,大运河也就成了维系中央集权和中国大一统局面的政治纽带,使隋唐以后政治中心逐渐北移的历代皇朝呈现出强烈的大一统色彩,特别是元朝实现全国统一以后,直至明、清两朝,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大的分裂,从而奠定了祖国大一统局面的坚实基础。大运河的贯通,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又加强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紧密联系与融合,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其所以存在着文化上的多元化,是由于各个区域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的自然条件的差别,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引起的社会条件的差异,生活习俗不同所带来的文化背景的各异,军事上的封建割据所形成的政治上的隔绝,这一切都足以造成了区域文化的不同特色。随着运河的南北大贯通和迅速开发,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与繁荣,这不仅为运河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南北(包括东西)文化和中外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地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接触、融会、整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

    运河文化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广阔的扩散性和开放性,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仅加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源地齐鲁地区与中原地区、江南地区的文化交融,更把汉唐的长安、洛阳,两宋的开封、杭州和金、元、明、清的北京为首的文化中心联为一体,不断减少区域文化的差异而呈现共同的文化特征,从而使各个区域文化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文化;同时也使运河区域成为人才荟萃之地,文风昌盛之区。大运河的水哺育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他们不但对运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南北大运河的开通,使东南沿海地区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更为直接而紧密,尤其是运河区域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使之成为扩大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区。中国的邻近国家和地区以及西亚、欧洲、东非各国纷纷派遣使团和商队来到中国,在各沿海港口泊岸,遂即沿运河航行到达京师及各地,进行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的更直接迁居于运河区,使这一地区成为内迁各少数民族和外国使者、商人、学问僧、留学生及其他各方人士集中的地区。他们把中国先进的文化带到世界各地,扩大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而国外优秀的文化也传播到中国,不仅更加丰富了运河区域文化的内容,而且也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面发展。

    一部大运河变迁史,反复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历代运河的开凿、整修都需要大量的财力和人力,所以大规模地开凿、整修运河,常常在政治比较清明、国家富强时期;反过来说,运河的开凿和整修对国家的繁荣富强、统治的巩固和稳定,又起着积极作用。而当政治腐败、国家贫弱时期,不仅没有或很少有开凿运河的盛举,即使前代开凿的运河,也往往难以保全,而时常湮废。一旦运河不能通航或部分湮废,必将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或危害,甚至导致皇朝的灭亡。所以中国古代的运河问题,不仅是一个交通运输问题、涉及国计民生的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对历代统治者来说,也就是一个政治生命线的问题。

    公元1855年(清成丰五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北徙后改由山东入海,致使山东境内黄河两岸的运河航道淤塞,河道废弛。这时清朝已进入腐朽衰败的阶段,内忧外患重重,根本无暇顾及也无力解决运河通航的问题。到公元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清朝廷下令停止各省河运漕粮,从此南北航运中断,清朝也走上衰亡的道路。民国期间,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政府,都忙于内战,排除异己,镇压人民,当然也不可能对运河进行妥善的治理,运河各段终于任其自行废弃。   

运河新貌

    解放后,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国家将京杭大运河列为重点发展的内河航运主干线之一。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运河建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近20年中,各级政府和部门不断投入巨大财力和人力对运河进行扩建。1988年,完成了苏北运河徐州至扬州段404.公里的扩建工程,达到通航2000吨级船舶的标准。1995年,京杭运河又被列为国家内河航运两横一纵两网的发展规划。1997年底,江苏省境内208公里(即苏南运河)的建设任务已顺利完成。2000年,山东济宁至台儿庄段168公里三级航道扩建工程也已验收并正式通航。

    运河不仅承担了繁忙的运输重任,同时还发挥着巨大的防洪、灌溉、供水、旅游等多种综合效益。京杭运河在我国内河航运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苏北运河每年运输的货物已经相当于一条电气化铁路的运量,而苏南运河每年运量已超过一亿吨;京杭运河还承担着淮河、里下河、太湖等农业发达地区的灌溉和防洪重任;运河又是凝结着两千多年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沿河众多的历史名城、名胜古迹,拥有着丰富而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旅游已成为一项世界性的重要的文化经济活动。历经沧桑,饱受风雨后的古运河,经过治理,必将重新焕发出青春的生机,对今后运河沿线的经济文化的发展继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大运河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现实见证,是保存中国古代灿烂文化最丰富的文化长廊、博物馆和百科全书。对于历代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笔珍贵的遗产,不仅需要后代子孙很好地加以保护和利用,而且迫切需要今人加以认真的发掘、总结、继承和发展,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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